摘要:都市治理植根於都市人的生存狀況,人的生存樣式構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結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關主體公平公正地參與都市權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問題導致的生存困境,推進都市持續發展與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當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間權利失衡和精神虛無等存在困境,構成了都市治理出場的現實性場域。然而,當前都市治理在總體上聚焦於製度層麵的構建,雖能化解空間權利失衡,但尚未能有效消除人的精神虛無,因此,廓清都市治理運轉的地平線,確證治理應當的運轉機理,對促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尤為重要。

關鍵詞:都市治理;都市空間;生存困境;文化價值;社會製度;哲學反思

迄今以來,任何城市空間都不是完美無暇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負麵效應,需要在治理中進行矯正與完善。尤其在都市化全球加速推進的今天,城市既使人感到物質財富的豐厚性與生活的便捷舒適,也招致了空間權利失衡與“文化失鄉”,致使人陷入一種“歹托邦”的存在困境。麵對這種生存境況,人們迫切呼喚都市治理的出場。當前的都市治理方式在不同層麵確實起到了遏製都市問題蔓延的效用,但這是否意味著此種治理模式已經合理化了呢?整體看,當前都市治理注重製度性層麵的建構,體現在運用政策規範空間資源分配、協調空間權力關係以及維護都市生活秩序穩定等,卻在一定意義上“遺忘”了培育文化價值、引導人的日常行為觀念。顯然,這種都市治理方式離“治理的完整性”要求還存在差距,雖可以在製度層麵實現空間正義,實難根除精神家園的缺場,也就難以促進人應當具有的豐富性與完整性的實現。正因如此,九九热这里只有精品描畫出當代都市治理運轉的基本圖式,仍具有現實意義,它是拓寬治理的新視野和完善治理的運轉機理,促進建構健全的都市空間來通達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守望者。

一、都市治理出場的當代語境

都市問題構成都市治理出場的現實場域。都市空間作為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外化,都市問題主要以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現身,這樣,都市治理直接導源於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若沒有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治理也就失去了絕大部分的效用,僅作為保障人們自由生活的基本手段,即保留維持都市基本運轉的功能,那麽,都市人麵臨哪些困境需要都市治理來矯正呢?當代都市在發展中蔓延與彌漫著一種新的分裂張力,即不平衡的空間發展模式。在同一個城市中生活的“平等自由”的人之間始終存在著對立與衝突,不同居民的空間活動區域與生活道路日益分化和分割,人與人之間形成了有形與無形的分隔和分野。事實上,當代都市的居住空間與活動區域已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體現為以繁榮與富足為標誌的“富人區”與那些被遺棄的貧窮、匱乏、衰敗的“窮人區”相區別、隔離的景象。“由於地理區域的分離(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區、豪華棚屋和郊區宿舍等)、可居住空間(住房內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劃分等,它似乎變得越來越無法抗拒。與空間以及空間的社會符號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構成與其他消費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間與地點的關係上,能構成一種一部分人趨於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視的功能”[1]。再者,都市空間的占有具有了社會權力與身份地位的象征意義,空間布局與建築樣式等各層麵體現著社會階層的分層性。漫步都市中,人們可以通過住宅樣式辨認出不同的社會身份,也可以在日常的休閑娛樂空間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異。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這些空間曾是不同社會階層與種族背景的人們自由交往的場所,但是,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們現在卻直接或間接地被排斥在這些場所之外。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產階級對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們日益頻繁地出現在這些場所中感到極為不安”[2]。隨著這種生活空間隔離趨勢的加重,人們之間享有的都市權利分配也在日益分割。越來越多的空間權力集中到了越來越少的人手中,操縱著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享有。他們依賴掌控的經濟和政治等權力比窮人擁有更大的選擇權,都市空間的優質資源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他們手中,越來越多的人在都市化過程中被排擠出享有都市權利的行列。正如戴維•哈維指出:“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義轉向以來,墨西哥已經出現了14個億萬富翁……而另一邊,窮人的收入卻停滯增長或是減少……這種不斷加強的貧富和權力的極化必然將深刻地影響九九热这里只有精品城市的空間形式,不斷出現堡壘式分割、封閉型社區以及終日處於監控中的私有化的空間。”[3]這就是說,誰富有,誰就可以優先享有與選擇優質的公共服務和配套公共設施,而對於大多數低收入人群,則連基本的公共空間資源都難以享受,處於“失保”“失身份”等“雙失”的生存困境。所謂“失保”是指生活在都市中,卻難以享受到平等的空間資源保障,甚至反遭更深的權益剝奪,成為被邊緣化、被遺忘的一個群體。“失身份”則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下層與邊緣群體越來越失去對都市的認同感,沒有體感到真正意義的市民感。事實上,人們不僅在物質層麵遭遇到了空間權利失衡,而且在精神層麵也陷入到了“文化失根”,普遍具有一種無家可歸之感,“別無選擇”地沉淪於一種消費化的都市生活。當今時代是一個消費化的時代,都市空間實質上已成為時尚化的消費空間,這既指都市空間本身成為了消費商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曆史建築被城市的標準化與商業化所取代,也指生活方式的消費化,即生活秩序普遍承認的前提是追求商品消費。就是說,“消費本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成為人在勞動中失去自由的一種‘補償’,成為人逃避現實痛苦與不幸的避難所,成為統治者實施社會控製的工具”[4]。這樣,當代都市借助各種傳媒迅速商業化傳播和提供“光怪陸離”的“符號快餐”,讓普通大眾自由地在商業化的、各式的“符號快餐”中尋求如意的娛樂產品,主動運用各種“光怪陸離”的時尚體係來構建自我的身份象征,滿足內心的虛無幻境。就是說,人們寄托於都市所營造的時尚化的消費情境之中,留戀於各種大型都市商場和娛樂消遣場所,在孤立無助的境遇下享受虛假個性化風格的都市商品,忘卻了自身的創造性和超越性,自主性被拜物教神話所蒙蔽而變成虛假化、空洞化的消費生活習慣。結果顯然,人們通過沉醉於物化的都市生活來獲得短暫的心靈慰藉,真實的城市感日漸淡薄,難以找到其所屬城市的靈魂根脈,再也無法感受到家園感和根性歸屬,整體上表征為一種精神無根與焦慮的生存樣態。由此可知,當代都市已離真實越來越遠,徹底摧毀了詩意棲居的可能性,日益造就著人們的空間權利失衡與精神虛無。人未能切身感受到都市化所帶來的身心喜悅,反而感到更加無助與迷茫。麵對這種揪心的都市境況,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合法地建構出合理化的城市運轉機理,維護人們公平地享有城市權利,化解都市生活的無根性,重塑城市宜居形象與恢複人的總體性,勢必需要呼喚都市治理的出場。

二、都市治理向度的“限度”

都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構成都市治理的時空坐標,那麽,按照當代都市外顯的“病理結構”,都市人遭遇的空間權利失衡與精神無根性是由兩種“致病因”所誘發。盡管這兩個“病原體”在實際導致人存在困境時相互交織、共同協作,但仍具有不同的“致病”機理,即一個主要是製度失衡導致的空間權利日益分割;另一個則主要是文化價值向度的失範造成的精神虛無。因此,都市治理的維度應當涵蓋雙維度,即製度性維度和文化價值維度。然而,在都市治理現實運轉過程中卻呈現出另外一種圖景,造成了“應當”與“事實”的分離,越來越展現出自身的“限度”,即重製度設計而輕忽了文化價值體係的培育。實際上,都市治理模式隨著時空的變化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Stoker等歸納出治理模式的三種類型:樸實的、工具性的、象征性的。樸實的治理模式出現在具有同類人口和強烈地方歸屬感的小城鎮和郊區,它們的主要目的是維持現狀。工具性的治理模式則關注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工商業利益集團的政治夥伴關係所指出的特定目標。象征性的治理模式出現在正經曆著急速變化的城市當中,這些變化包括大規模的複興運動、重大的政治變革,試圖轉變公眾對自己城市的觀念的形象運動,等等[5]。從整體看,都市治理主要是圍繞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即製度性層麵展開。正如約翰•倫尼•肖特所評價的“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把九九热这里只有精品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工商企業和政治活動的關係以及其中的張力、妥協和交易上,對於民主政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運轉,它們都不可或缺”[5]。無論是城市空間建構,還是從個人權利保障與有序生活維護,都離不開製度性建構。空間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空間不是一個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學的對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戰略性的”[6]。即政治經濟因素彌散於家庭、工作地點以及消費領域等城市空間的各角落,這意味著,都市空間資源分配不公、權益失衡以及生活空間分割等問題,都需要改變經濟政治等社會運行機製才能有效化解,即通過製定政策法規等規範權力關係與合理分配空間資源。實際上,采取理性化的製度設計與實施,重視政治經濟領域建構中的都市治理,確實起到了高效率與精確化扭轉空間權益不平等的擴大化趨勢,促進了人們相對公平享有空間資源。也就是,建立起嚴格而細致的法治政策、權力監督體係等強製性手段來規範權力運作,化解空間資源分配矛盾與保障空間形態的公平支配,這也增強了人們對建構合理製度解決都市問題的信服與深度依賴。通過製度性層麵的建構來有效解決都市問題已成為當代都市治理的主導原則和現代的日常思維慣式。問題在於,這種都市治理模式整體上過度依賴製度性向度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屬於價值理性層麵的文化價值向度的培育,雖能夠解決外在的物質層麵的空間權益失衡,實難使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體感到人生所向,還極可能進一步增強人的無根性存在。這是因為,人作為一個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所生活的世界必然由兩個維度構成,即物質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由於人是一個既有思想,又有肉體的實體,因此,他不僅要在思想中,而且還要在生活過程、情感和行動中反應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任何一種令人滿意的取向體係都不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著人在行動、行為的各方麵都力求實現的情感和感覺的因素。人致力於一個目標、一種觀念或一種超越於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過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種表現”[7]。那麽,城市空間作為人們生存活動的平台,它需要在製度層麵和文化價值維度等兩個向度同時建構才能滿足人的需求,且彼此之間遵循著不同的運轉機理,即社會製度層麵的構建主要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人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存在者,在物質生產滿足自己生存需求的背後,永遠存在對生存意義的探問與追求,即還具有精神生活,這就需要通過文化價值維度的構建才能給予人不斷追求精神上的完滿,不斷向善而生存。進一步而言,人們內在的精神無根性源於技術理性的統治,它已經滲透到人的心理結構而生成了自我的意識,具有隱蔽性與無形性,左右著人的日常行為方式。都市人借助科技力量來滿足物質、精神需求,得以擺脫傳統社會和自然力的束縛,也被按照實證主義原則進行再規定和再塑造,因而,人的生活隻是事實世界的一部分,即當今為都市生活提供出發點和基礎的其實是科學事實,而不是思想。就是說,技術理性用實證精神統治著都市人的文化價值觀,它對人的信仰體係進行了重新構建,人們不再相信還有高於客觀事實的意義世界的存在,僅僅強調它的現存的、客觀的實用性,不再探問與關注對象有無價值意義,這樣,都市人的關注點已轉向可見的事實世界,也就是被迷誤到物化的生活境況之中,屈從和聽命於物質生活的召喚,僅僅關注物質財富的生產、占有與消費,最終致使精神自由陷入無意義的狀態而遭遇退場的境遇。即是說,“今天在九九热这里只有精品這個沒有信仰的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存在著一種物化了的信仰,正是這種外在的物化信仰支撐和縫合九九热这里只有精品生活的幻象,而幻象調節著社會現實”[8]。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物化意識已經侵入到人們的心靈,這難以通過外在的政治製度、法律規範等強製性方式來有效消除,而是需要通過獲得文化意識領域的領導權,構建出以真、善、美為靈魂的文化價值觀來改變人的心理結構,進而培育出真、善、美相同一的完整的認知方式,才能真正消除技術理性對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宰製。遺憾的是,當前都市治理模式由於忽視文化價值向度的建構,導致整個都市缺乏一種廣泛接受的文化價值體係,人們被都市治理能夠創造舒適和安全的物質生活的許諾所迷惑與引導,專注於當下的物質生活與感官享受,忘卻了詩意與遠方。結果,當代都市人的精神虛無不僅沒有有效消除,反而使其進一步強化,致使崇高的生活降格為凡庸瑣屑的享樂,更加自覺地沉醉於這種現實世界之中,創造性的個體降格為功能化和同質化的客體存在,造就著都市生活的黯淡與難以想象未來前景。概言之,當代都市治理取得的成效其實是物質文化對精神文化的勝利,是在場對存在本身的驅逐。它遮蔽了文化價值維度或人的存在意義,把借助製度安排來化解都市問題看作理所當然,不僅會消解都市治理的效度,而且可能會使治理從解放人存在困境的動力倒轉為人存在困境解放的桎梏,使其自身遭遇“合法性”危機。所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現實境況,決定了都市治理應從製度性維度與精神性維度雙向切入,才能有效解決城市問題、釋放城市活動,推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

三、都市治理的基本趨向:文化價值

維度與製度性維度雙向聯動都市空間的建構與生活布展都離不開都市治理,但當今的都市問題不再是缺少都市治理,而是都市治理在實際運轉過程中逐漸“遺忘”了文化價值向度,將製度性建構轉變成為自身運轉的唯一向度。它所建構的都市生活秩序由部分倒轉成了人們生活的全部,不僅未能消除人的精神虛無,人反而被進一步塑造成單純的功能性物。在此意義上,重新建構出文化價值維度與製度性維度的雙向聯動,成為都市治理運轉機製的基本趨向。依照前麵的說明,可以知道:都市治理的運行應當是文化價值維度與製度性維度雙向聯動。都市人麵對自我生存困境的挑戰,在治理的進程中,除了通常的經濟政治等製度性建構,還需注重精神文化向度的構建。安東尼奧•葛蘭西指出,實現對社會的治理或領導,不僅需要強製性的政治製度,還需要注重文化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統治著它往往會‘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來製服的敵對集團,他領導著同類的和結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9]。所以破除都市權利失衡與精神虛無,需要突破當代都市治理的限度,重建文化價值向度與規範製度性向度的合理運行範圍,即實現文化價值維度與製度性維度的效能雙向聯動。就是說,既需要發揮文化價值的效能,對物質層麵的生活進行反思、引導和修正,也需要以製度性的方式滲透到一切都市空間再造與日常活動領域,影響與規範都市各個層麵的運行。本質上講,文化價值維度和製度性維度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性,文化價值構成製度性維度的靈魂與價值導向,製度運轉與安排則促使文化價值成為社會運行的內在圖式和機理。“雙向聯動”就是文化價值層麵與製度性層麵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具體到都市治理的運轉機理,就是把文化價值的構建作為製度安排和運行的價值所向,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性維度在治理運轉中的地位,防止製度性維度對文化價值維度功能發揮的壓抑,將製度功效的發揮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間權力確證與公平分配的位置上。即是說,從經濟政治等製度性向度切入構建出公正有效的製度法規,通過社會規章體製對人的社會行為實施強製規範和引導,進而保障都市生活有序展開,保證都市市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空間權力與空間資源分配,在此基礎上,從文化精神維度切入進行文化意識革命,重新煥發文化價值的生機,培育與重構健全的價值理念,消除技術理性的統治,使精神恢複其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回到以精神健全為尺度的崇高境遇,從而根除深層的精神無根性。從微觀層麵講,都市空間作為人類空間實踐的結晶,透映了社會環境和人類的精神心理等獨特存在印記。其實,這種特質在城市誕生之初就已具備,“人類最早的禮儀性匯聚地點,即各方人口朝覲的目標,就是城市發展最初的胚胎。這類地點除具備各種優良的自然條件外,還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種比普通生活過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義的威力”[10]。這樣,都市治理不僅僅需要訴求理性化、製度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以此維護物質生活的繁榮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還應實現詩意化棲居來滿足人們的精神性需求。在都市困境治理的進程中,一方麵需要在民主化的監督體係下,使國家頂層製度設計更加注意空間權利的保障與維護,切實將權力限製在其應當運轉的主要功能領域。即是說,做好監管與運用權利的製度設計,強化空間權利和治理的公共性,確證人們享有居住空間的均衡性與空間權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都市中的每個人都享有表達構造和規劃城市空間結構的權力,具有創造美好生活的意求。通過社會權力體係規定空間權益,進而組織社會化的共同生產力在合理的範圍內釋放創造力,營構出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方式。人在有限的空間權益內享受著無限的空間自由,一切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都可以自由和自覺地發揮創新性,造就著都市人自身自覺的生活圖式和自由的思維觀念,去創造更高層次的活動,促推自我生活目標的實現和追求理想狀態。另一方麵,都市人的精神無根性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在於技術理性用實證主義精神統治著人們的思維觀念,進而迷誤於物化的生活境遇,自我的精神性始終處於虛無的狀態。那麽,去抵抗精神虛無的挑戰,必須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擺脫技術理性的統攝,也就是要消除實證主義精神對人們生存方式的左右,即恢複神聖性或曰精神性在人存在中的地位,依靠精神性的存在而回到崇高的自我。這種精神性的恢複,在都市治理中需要通過文化意識革命,重新建構出一個充滿人性的都市空間才能夠得以實現。每一個人都會受到文化價值觀念的引導,都離不開特定的文化形態而生存,並給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意義和根據。或者說,個人無論多麽具有創造性和獨特性,都不能脫離特定的文化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生活中學會自我該如何去做,如何去選擇。即人們所生活的城市文化環境的美麗或醜陋事關人們社會活動的品質和行為模式。基於此,在都市治理進程中要重新奪回“文化意識領導權”,通過文化意識的重構來對人的價值觀念進行變革與引導,就是重構人文精神的地位與功效,增強對普通大眾的意識引導,指認出技術理性對都市人的精神的“誤置”,喚醒迷誤於物質生活的麻木靈魂,喚起人對完整性和完美的期待。也就是,在都市文化構建中揭示出:正是技術理性對都市人的主觀體驗的抹殺,使人失去了對人生意義的探問、希望、追求,招致精神家園失落,而跌落於物化的瑣碎生活之中,與本真的存在相脫離,沉淪為實證化、物質化的存在。在此之上,建構出以真、善、美相同一為基礎的人文生活環境,滿足了人的情感需求,即使其在情感方麵自覺地認同這種真善美相同一的價值規範體係,並將其內化為人們的日常思維觀念和價值規範,導引著人們的生存活動和生存方式,從而構築出更符合人性的棲居空間。21世紀是都市化的時代,當前的都市化既給人帶來了美好希望與願景,也使人遭遇了生存困境。為了治理“都市病”,助推都市化健全持續發展和人的完整性存在,都市治理理應是不可缺失的向度。這並非是一種理論空想的烏托邦,而是建基於都市空間的現實生態環境,核心在於有機整合製度層麵的建構與文化價值的培育,重建一個外顯魅力且健全的空間環境,確證人的完整性在都市存在中的位置。即當代都市治理在對強化空間正義的呼喚與建構,協調諸主體空間利益關係的同時,注重到都市認同與價值觀培育。應當承認,處於都市化大潮中的中國也難以避免出現空間權利失衡與都市人的精神焦慮等發展困境。準確認識都市治理的運轉機理,對於中國避免治理維度缺失與促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劉慶申 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